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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國學?這邊文章告訴你什麼是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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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神棍局
  • 2019年4月2日 19:5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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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是國學?詹杭倫的這邊文章告訴你什麼是國學。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子路》)研習“國學”,首先需要弄清“國學”的概念。雖然“國學”的定義在學術界還存在着争議,但我們可以取大多數人認可的說法,給出一個基本的定義。在大緻明了“國學”定義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研讨“國學”的研究對象、“國學”的學科構建等等問題。研究“國學”的意義不僅在于認識古代,而且在于幫助當代,我們可以從博大精深的“國學”中發掘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資源。就中國而言,國學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特質。就人類文明而言,中國幾千年積累的文明經驗對世界曾經做出過較大貢獻,今後也要有所貢獻,而出發點即是國學,是中國智慧。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小史》中說:“如果人類将來日益聰明,想到他們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們就會轉過來注意中國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國學”是中國送給世界的禮物,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研習“國學”需要把握要領,端正态度,“立志須高,入門須正”。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完全辦得到的。



    一、 國學的概念

        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弁言》的開端,寫下一句令人觸目驚心的話:“‘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将來亦恐不立。”如何理解他的這個論斷?我以為,這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中國過去有“國學”之實,而無“國學”之名,“國學”其實是“五四”以後,面臨“西學”的沖擊而立名的。第二,按照西式的學科分類,學者可以從國學中抽繹出文學、史學、哲學來,待到抽繹完畢,錢先生擔心“國學”也許就會自然解體。

        我們認為,錢先生的這個說法前一半是對的,因為現今的國學概念,的确過去沒有,無所師承。後一半的擔心則是過慮了。經過幾十年的學科分立實踐,我們承認,學者确實可以從國學中抽繹出文學、史學、哲學來,但這種抽繹的結果,絕對不會是國學的解體,反而可能是國學的提升。如果處理好國學與文史哲學科的關系,那就不僅不會互相抵消,反而是可能相得益彰的。

        在中國古代,“國學”本是國家一級學校的稱謂。《周禮·春官·樂師》有雲:“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也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國家級學校的稱謂,曆代有所變化。漢代稱太學,晉代稱國子學,北齊稱國子寺,隋代稱國子監,唐宋時則以國子監總管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元代設國子學,明、清兩代設國子監,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開始設學部,國子監的稱呼于是廢止。清末佚名撰《西巡回銮始末》:“學堂之設,(光緒)二十四年業已議有章程:縣設小學,府設中學,省設大學,循序遞進,給照為憑﹔大學卒業學成,乃咨送京師國學,覆加課試,量才授官。所學皆實用,所取皆通才,而國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見,“國學”從周朝就有了,原來是國家級的貴族子弟學校,逐漸發展為國家的最高學府。優秀的庶民子弟也可進入國學,經過考試,量才授官。

        作為國家一級學校的“國學”概念,與今天所謂“國學”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們所指稱的“國學”概念,不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問”和“學術”。所謂“學問”,側重于有關傳統文化知識體系的積累與梳理﹔所謂“學術”,側重于有關傳統文化研究方法的繼承與創新。而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是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由于西學東漸的緣故,中西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為了與“西學”相對應,有人提出了“舊學”或“中學”的概念。張之洞即提倡:“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西學為用,不使偏廢。”(《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後來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由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張之洞的名言。可見,相對于“新學”,“國學”指“舊學”﹔相對于“西學”,“國學”指“中學”,它是與“西學”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體系。

        為了弘揚國學,章太炎發行《國粹學報》,出版《國故論衡》,于是“國學”又有了“國粹”和“國故”的稱謂。胡适即指出:“‘國故’這兩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從前用的‘國粹’好多了﹔其意義,即中國過去的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再談整理國故》)胡适又說:“‘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隻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見《胡适文存二集》)1922年,被尊稱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應江蘇教育會之請,公開向上海社會各界做“國學”專題講演,前後共10次,後由聽講者整理成兩個文本,先後以《國學概論》和《國學講演錄》為題出版。此外,在一些學校裡也設有“國學概論”的課程,錢穆先生的《國學概論》一書,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和蘇州江蘇省立蘇州中學的講稿整理而成的。因此,盡管社會上和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分歧仍然很大,但自此以後,“國學”的名稱已在學術界廣為流行。

        此外,外國學者稱研究中國的傳統學問,一般叫做“漢學”(Sinology)“支那學”(英文China的譯音)或“華學”,至于“中國學”的稱謂,則是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和現當代學術的合稱。歐美學術界還有“東亞學”的稱謂,其範圍則包括對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研究。

        鑒于“國學”概念的界定,學術界多有分歧,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撰文指出:“國學可以理解為是參照西方學術對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進行研究和闡釋的一門學問。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國學,即胡适所說的‘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數術方技均包括其中﹔狹義的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态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它是國學的核心内涵,是國學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今天所要認識并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之所在。”(《重估國學的價值》,載《南方周末》,2005年2月26日)這個界定比較明确,很有創意,但也引發了學術界一些争議。這是因為,第一,研究中國傳統學術,固然可以用西方學術作參照,也可以不用西方學術作參照。正如樓宇烈在《中國國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應當承認,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觀念來比照中國文化的某些觀念,以及運用實証分析的方法來梳理中國文化中原來比較模糊的概念和理論,在一些領域與一定範圍内确實促進和提高了中國“國學”研究的水平,但同時不可忽視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觀念以及分析的方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維特點存在着極大的差異。因而,套用這種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釋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有時離其原來的意蘊相去甚遠。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長期在西方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響下,如今已沒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原來意蘊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深刻反省近百年來的研究方法,找尋出符合中國傳統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是當今推進“國學”研究的最首要的工作。第二,“以儒學為主體”的提法,盡管是事實的陳述,但也許不能得到某些信仰道家、釋家學者的認同。第三,“狹義的國學”的提法,盡管重點突出,但容易導緻專注于思想史的研究,也許不利于全面弘揚國學。可見,“國學”的定義,還可以繼續探讨。

        台灣學者龔鵬程近來撰文指出:“國學,在晚清,具體内涵其實是指經學,因此絕沒有一個弄詩詞戲劇的人會被稱為國學大師。到了‘五四’以後,國學變成了史學,胡适、傅斯年所謂‘整理國故’,均是将國故視為史料而整理之,史學家錢穆也寫過一冊《國學概論》。如今呢?國學也者,範圍指涉大異于前,實隻是中國學問之概稱。中國固有之學問,如經學、宋明理學、佛教、道教、孫子兵法、詩詞歌賦,固然都可列入國學之林,就是中國學人、文化人想要發展成具有‘中國性’、‘中國特色’的學問,亦都可以号稱為國學。”(《國學新世代》,載《文訊》2005年,第241期,第11頁)龔先生之說也許有點言過其實,國學研究的對象恐怕還是應該以“中國固有之學問”為主體。後來龔先生自己對他的這個提法作了修正,他在新近出版的《國學入門》一書中指出:“國學這個詞,指的是中國傳統的學問。”(見該書第一章《名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頁)

        由上可見,“國學”概念有其曆史發展過程,當今界定“國學”的概念,宜寬不宜細,我們可以籠統地把國學定義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問和學術。由于中國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高校,所以我們國學院所進行的國學教學和研究,主要在中國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範圍之内,同時要面向世界,與國際漢學互動,為在新時期振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貢獻。


    二、國學的研究對象

        今天我們所指稱的“國學”,并不是傳統文化的本身,國學作為一門系統而專門的學問,是以經、史、子、集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特别标舉“國學”的概念與“外學”相對:“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後能收其效。”(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經典叢書·梁啟超卷》,夏曉虹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清華研究院主任吳宓曾解釋說:“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載《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第374頁,1925年9月18日)他後來更是闡明:“今宓曉以本院所謂國學,乃取廣義,舉凡科學之方法,西人治漢學之成績,亦皆在國學正當之範圍以内,故如方言學、人種學、梵文等,悉國學也。”(《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載《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這些說法証明,國學的研究對象以經、史、子、集文獻材料為主體,也包括出土文物、民間口耳相傳的資料,還包括海外漢學。可見國學有明确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國學可以概括為:“近代以來運用現代和傳統學術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主要以經、史、子、集為主,進行綜合性研究的學科。”


    三、國學的邏輯起點和精神特質

        國學的邏輯起點就是一個“道”字,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裡仁》)“道”是指宇宙社會人生的根本道理,包括“天道”“地道”“人道”。這個“道”是先賢強調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規律,也是人生需要遵行的常理常道。朱熹《論語集注》說,“道”是“天理”,也是“人倫日用所當行的”。意思是說,“道”既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又具有形而下的貼近人倫日用的具體性。比如,孔子以“叩其兩端”(《論語·子罕》)“允執其中”(《論語·堯曰》)來論証“中庸”之道,又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禮記·中庸》)這說明,當處理事件的時候,觀照事件的兩端,以尋求中正的處事方法,是人人都可實踐的事情﹔但要達到人生“中庸”的理想境界,則不可能在現實人生中完全實現,它隻存在于人生無限追求的理想之中。可見,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既具有形而下的現實操作性,又具有形而上的理想價值追求性。簡單地說,“道”既是物之所以為物的道理,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我們的“國學”就是承載這個“道”的載體,它起源于“道”,又回歸于“道”,所以,我們研習“國學”的目的,就是要立志弘揚這個“道”。

        章太炎的學生曹聚仁曾論証“國故學之獨立性”。他說,由于“國故中所含蘊之中華民族精神,與他民族完全異其趨向”。(《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載《國故學讨論集》第1集,上海書店,1991年版)一個獨特的民族隻要注重人與事物本身的發展曆史,必然會産生具有某種獨特性的文化和學術,孕育出獨特的民族精神。西方近來興起一門叫做“區域研究”的學問,各民族的獨特精神正是這門學問興盛的一個理論基礎。國學中有我們應當弘揚的民族精神,有取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也有可以“古為今用”的思想理念方法。比如在“人文奧運”的理念論証中,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中心根據國學的傳統思想提出“和平、和睦、和諧”與“更高、更快、更強”并行,得到各界的贊同,就是好例。當然,國學中蘊涵的思想并非都是正面的、健康的,國學也有一個診斷病因的任務,正如曹聚仁所說:“中華民族思想衰老之過程,由國故學可得其年輪﹔中華民族精神上之病态,由國故學可明其表裡。”(《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載《國故學讨論集》第1集,上海書店,1991年版)克服病患,不斷更新,也體現出國學追求的民族精神特質。


    四、國學有相當成熟的研究方法

        從孔子“述而不作”,整理經書,到漢學、宋學、清代樸學,中國學者開創和發展了成熟的國學整理研究方法,諸如文字學、音韻學、訓诂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僞學等等,在世界上獨樹一幟。雖然西方也有目錄學、版本學等等,但并未達到中國學者所要求的學術的高度。章學誠《校仇通義·序》說:“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将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當然,國學研究并不排斥現代學術方法,民國年間,吳文祺即主張:“用分析、綜合、比較種種方法,去整理中國的國故的學問,叫做國故學”“國故是材料,國故學是一種科學。”(《重新估定國故學之價值》,見許嘯天輯《國故學讨論集》第1集,上海書店影印本,1991年版)一切經過實踐証明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諸如歸納、演繹、比較、統計等現代學術研究方法,都可以為國學研究所應用。

        傳統中國學術中的“小學”是指文字學、音韻學、訓诂學三門學問。這三門學問之所以被稱為“小學”的原因,是和“經世濟民”的“大學”相對來言,指的是研究學問的基礎之學。别小看這幾門學問,它可是中國具有科學精神而被曆代學者不斷研究累積下來的學問,因為是科學,所以絲毫不能取巧,一點一滴的論証,都是信而有征的,符合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如王念孫《讀書雜志》之“陶山”條考証《史記》中的“陶山”為“陰山”之訛,今為出土的居延漢簡所証實,精确無誤。(參見辛德勇《陰山高阙與陽山高阙辨析》一文,載《文史》2005年第3期)最近,舒蕪先生在《國學質疑》一文中指責:“所謂‘國學’,實際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來,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學’與‘民主’文化的一種借口,是一個狹隘、保守、籠統、含糊而且頑固透頂的口号。”(見《文彙報》2006年6月28日)舒蕪先生認為隻有西方才有“科學”,完全無視中國自己固有的符合“科學”精神的學問,這種思想态度、思維方式,是我們不能認同的。


    五、國學有一定的學科構架

        國學以經、史、子、集作為研究主體的學科構架應該是可以形成共識的。正如明代學者胡應麟所說:“經、史、子、集,區分為四,九流百氏,鹹類附焉,一定之體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

        經、史、子、集不僅是目錄學上的典籍分類,而且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流别,所以章學誠才主張面對文獻典籍,必須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校仇通義·序》)的功夫。國學以經史子集作為文獻載體或研究對象,從學問或學術的角度,又可以劃分成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個門類。考據之學是接受和檢驗知識之學,由外向内,應該達到至真的境界。辭章之學發抒情意,描狀自然之态,由内向外,應該達到至美的境界。義理之學是體,經世之學是用,體用結合,内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群社會,最終達到至善的境界。義理、考據、辭章、經世之學,綜合為用,結合成一個整體,表現出國學的豐厚意蘊。

        國學的文獻載體是經、史、子、集,國學的學術門類是義理、考據、辭章和經世之學。從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國學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級學科,以國學基礎(小學)、國學方法、經學研究、諸子學研究、史學研究、集部研究、國學與宗教、國學與少數民族文化、國學與社會習俗、國學與出土文物、國學與海外漢學等作為二級學科。當然,具體學科門類還可以集思廣益,結合當今社會的需要,作深入的考察論証。


    六、國學學科的優勢

        國學與現行西式學術分科相比,具有一些明顯的優勢。

        其一是綜合性的優勢。我國高等院校現行按照西方學科分類的體制,人文學科中文、史、哲三科分列。經過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三科分列的弊端日益顯現。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慨歎知識面狹窄,博士不博,一代不如一代。國學與文、史、哲分科相比,具有綜合性的優勢。但國學絕對不是文史哲的簡單綜合,就經、史、子、集與文史哲的比較而言,傳統的經學與子學不等同于今天的哲學,傳統的史學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等于今天的史學,傳統的集部之學所涉及的範圍也遠遠超過今天的所謂純文學。

        隻有綜合性的教育,才能夠培養出國學基礎厚實、适應面寬廣的新型人才。東漢王充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論衡·超奇》)王充所謂“鴻儒”是能獨立思考、著書立說的通才。我們今天的高等院校要培養出“鴻儒”型的通才,必須走國學提倡的綜合性道路。

        其二是國學與文史哲學科的關系。就國學與文史哲三科的關系來說,國學既是文史哲三科的學問基礎,又是三科的綜合與超越。試舉朱熹《觀書有感》一詩的解讀為例: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要解讀這首詩,首先需要國學功底,即國學提供的語言文化基礎學問修養。然後既可以從文學的角度解讀——“半畝方塘”是用形象來表達思想,這是文學的表達方式﹔又可以從史學的角度解讀——這首詩有它産生的時代背景,它是宋代理學家的作品,體現宋文化與其前其後不同的特質﹔還可以從哲學的角度解讀——“活水”的比喻,體現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哲理。在從文史哲各個層面解讀之後,綜合起來看,這首詩體現了國學所倡導的一種民族精神,那就是日新又新、生生不息的人生修養境界。從這首詩的解讀我們可以體悟出國學可以承擔的學科職責是文史哲學科的兩頭:一頭是為文史哲各科奠定廣博的知識基礎,另一頭是幫助打通文史哲各科的局限,發揮綜合提升,弘揚民族精神的使命。中國高校經過幾十年的文史哲分科教學研究實踐,應當承認,文、史、哲分列,也有學科範疇清晰便于與西方學科體系接軌的優勢。所以,國學學科的建立,并不是要用國學來掩蓋和埋沒文史哲各科的特長,而是要彌補缺陷,發揮互相補充的優勢。文史哲各科主要承擔縱向抽繹的學科使命,國學主要承擔奠定基礎、橫向綜合的學科使命。沒有對立,隻有合作﹔合則雙美,分則兩傷。

        其三是溝通古今的優勢。國學誕生在中國新舊社會轉型之際,從它立名之日起,就擔負著溝通古今的特殊使命。國學在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中曾起到一種“中介”的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這已經由民國年間的“整理國故運動”得到証實。在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的事業中,國學承擔著為和諧社會建設發掘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和思想指導理念的任務。例如,“以人為本”就是一個既古老又時尚、可以溝通古今的概念。所謂古老,這個概念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政治家管子就曾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言》)的思想,孔子說“仁者愛人”,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都體現了對人的作用和價值的重視與肯定﹔所謂時尚,是因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号召全黨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從此,“以人為本”成為現代社會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而且這個概念無所不及,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社會管理以人為本,政府管理以人為本,企業管理以人為本,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都在倡導以人為本的概念。

        其四是溝通中外的優勢。在中國本土之外,有一個龐大的海外華人群體,形成一個龐大的中國文化圈,呈現出三重結構:以中國内地和港台為内圈,以日本、韓國、新加坡為中圈,以歐美為外圈。海外有一大批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事業的學者,他們的學術被稱為“海外漢學”或“海外中國學”。他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供國學研究借鑒,并幫助中國國學研究走向世界。

        綜上所述,我們相信,國學的存在與發展是曆史的必然和現實的需要。攜天時、地利、人和與厚重的學理基礎,國學學科必定會在當代和未來的學者手上,拓展開一片美好的前景。

     
    (責編:文松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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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神棍局      文章标題: 什麼是國學?這邊文章告訴你什麼是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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